人心向背（二）：（团结中间力量〈下〉/中共在抗战中、后期）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2015-04-12 19:02:32)

十一、中共南方局争取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部分简辑 

1940年5月26日- 6月4日英国敦刻尔克大溃退后，“德意与英美双方都在争取日本”。英国继法国6月20日封闭滇越铁路后，屈从于日本6月24日要求，7月18日与日方协议，即日起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主要内容：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统治权；德、意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统治权）。美国也“不惜承认东亚门罗主义以迁就日本”（见注一）。

9月29日，周恩来应重庆中华职业学校邀请，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5月6日成立，追求“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举办的演讲会。他在巴蜀学校大操场对约三千听众演说《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他分析了“日寇的企图”：1、“如果我们屈服，他就抽身南进”；2、“截断西南交通增加抗战困难，以便分兵南进”；3、“如果上面两个都不可能，而时间又迫不及待，他就只能不顾一切，放手南进了。”他说：“只要我们撑得下去，日本就拖不下去。”他强调：“必须坚持最高统帅的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主张，对日美冲突不要幻想。”“对美国二千五百万的借款，我们诚然感奋，但这是三千万钨矿换来的”，“同时更要求把这笔钱完全用到抗战上去，不要再加在那存在美国银行的一万七千万美金上去！”（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9月30日登载）。

周恩来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时，就四大家族控制出口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具体列举如猪鬃向民营企业收购牌价每箱法币5万元，在昆明或宜宾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就高达67万元。

1940年深秋，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已出任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的高兴亚（注二），向他阐释了我党“争取民族工商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的统战策略（注三）。高兴亚在他的恳切希望下，利用职务之便，云集了西南地区民族资本家，联合应对利用政治特权（如，通过发行公债、增加捐税、通货膨胀、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实行专卖制、统购统销13种传统出口物资等）来积聚的官僚资本。

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杨培新通过统战工作，获得了重庆商会主办的、原本反共的《商务日报》的控制权。此后，该报积极鼓励工商界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如，由官办的复兴公司定价强迫收购古耕虞加工的虎牌猪鬃、张禹九的桐油，范崇实、温少鹤的生丝及付给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运兵运粮费不够成本，《商务日报》为遭低价掠夺而亏损的民营企业呼吁（《新华日报》也发文支持）。在舆论压力下，迫使国民党政府提高了收购价格和运费。又如，渤海湾的范旭东、李烛尘、候德榜的久大、永利、黄海化学工业社，迁川后受四大家族压制，不给解决所需资金和外汇，对其酸碱产品压价收购。《商务日报》的“范旭东访问记”称赞他和英国、日本化学工业的较量；又采访了胆小怕事的总经理李烛尘并发了头条新闻。结果国民党不但没跟李烛尘算帐，反而提高了酸碱收购价。李烛尘也通过《商务日报》记者和《新华日报》记者交上了朋友。《商务日报》还为吴蕴初（天厨味精）、余名钰（渝鑫钢铁）、胡厥文（新民机器）、吴羹梅（中铅公司）等从上海迁来的工厂呼吁，要求工矿调整处收购他们的产品。“江浙财团”首脑之一陈光甫面对《商务日报》的访问失望地说：现在通货膨胀如此严重，金融业怎么发展得起来？他经私人秘书冀朝鼎（注四）安排，后来会见了周恩来。为团结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周恩来还答应所托，寻找带回了违父愿（加入地下党并于1938年6月到陕甘宁边区）的女儿。康心如、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古耕虞等民族资本家也多次同周恩来、董必武交往。

1941年7月7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登载的《“七七”四年》中指出：“官僚资本的危害，最主要的是投机事业，他利用一切权位和便利，破坏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破坏了银行的正常业务和资金内流，破坏了商业市场的正常贸易，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物价的昂贵，助长了营私舞弊和贪污腐化，破坏了国家的紧急需要及其财政经济政策。”我们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危害最大的官僚资本”，“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以大力扶助中小企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力求自给自足。”从1944年到1945年，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国民党政府也被迫作了一些让步。周恩来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注五）

注一：摘自周恩来《论敌寇两面政策》

注二：注释内容见人心向背（二）：团结中间力量〈上〉“注四/附1”

注三：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条战线史论》“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活动评价”第12页

注四：1924年冀朝鼎赴美前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畅谈）。1927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委员兼《先锋报》编辑。1928年被组织派回国途经莫斯科见到周恩来，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参加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工作，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冀朝鼎结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后，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767.htm" t "_blank" 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这些学者将冀朝鼎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来自延安的）——总是十分可靠的分析判断，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美国财政部官员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冀朝鼎经他向陈光甫介绍后，很快获信任担任了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冀朝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曾回国考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冀朝鼎作为陈光甫私人秘书随其受命回国（陈光甫任“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冀朝鼎任秘书长）。冀朝鼎回重庆与美使馆经济参赞爱德尔同住在（陈光甫的政敌、父亲的学生、财政部长）孔祥熙公馆。他们经常陪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625.htm" t"_blank" 宋蔼龄打牌,冀朝鼎将从美使馆所获情报暗向周恩来（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汇报。由于冀朝鼎渐成孔祥熙亲信，随后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且在1944年任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冀朝鼎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后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规格超出惯例，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冀朝鼎生前秘书廖训振说：“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注五：参见《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钱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