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背（二）：（团结中间力量〈上〉/中共在抗战中、后期）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2013-11-19 17:17:49)

十、中共对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民主抗日统战工作简辑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并决定“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注一）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报告（注二/1）进一步提出：“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发表还都宣言，自称成立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注二/2）的国民政府。汪政府高举“和平反共建国”国旗昭显分裂国共合作抗战目的。4月12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明确提出：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和分裂倒退，反对汪精卫提出的伪三民主义，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思想。为了坚持抗战到底，中共对于“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均一律“采取团结政策”（见毛泽东《团结到底》）。在对地方实力派不挖墙脚，多交朋友的原则下（注三），首先争取他们在中共与顽固派斗争时保持中立。

自3月14日发生“成都抢米事件”后，中共南方局（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名义）起草（并指导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4月5日-12日延安党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全文转载并连发两篇社论。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各级党组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消灭异己、恶化中共与地方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抗议并要求释放借机抓捕的罗世文（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和《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原四川省主席刘湘顾问和政治教官、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中苏友好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成都“努力餐”饭馆创办人、曾任川康特委军委委员）、郭秉毅[刘湘指定其与高兴亚等（注四）同罗世文具体联系]、汪导予、李荫枫等文化界人士（同一天深夜就逮捕二、三十人/其中十几人被秘密屠杀）。南方局派潘梓年等赴成都向（继任刘湘仍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潘文华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说明真相，从而维持其对反共怠工。

1941年周恩来派华岗以中共代表身份到西康进一步做刘文辉工作。1942年2月，在吴晋航（和成银行总经理，曾任二十四军政务处长）的重庆机房街私宅，周恩来同刘文辉第一次秘密晤谈。刘在与周的谈话中深受影响和教益，更清楚地认识了国内外形势。6月，中共派王少春（又名王向云）携一部电台到二十四军驻地雅安，紧邻其军部设置，联系延安（接收新华社电讯等）。1945年初张志和（原是刘文辉部下且关系密切）陪南方局张友渔第一次面见刘文辉。此后一个来月，张友渔同刘几乎每天密谈1-2小时（张主讲国内外局势，并提出：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攻陷贵州独山后,摆出从侧背包抄重庆的战略态势，加紧诱降蒋介石。蒋可能退往西北，也可能做汪精卫第二，西南如何自保？刘若坚持抗战，中共可以支援）。后来，刘“在中共统战政策影响下，由原来的联共”，“走到亲共”，“最后走到投共”（1944年冬刘文辉被老师张澜接收为民盟的特殊秘密盟员，1948年他化名杨宗文担任民革川康委员会主任委员）（注五）。同期，张友渔还通过田一平做潘文华的工作,通过杨伯恺做邓锡侯的工作（1944年潘文华秘密加入民盟，1949年刘、潘、邓起义）。

1942年9月南方局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去云南调研（1940年12月周恩来曾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第一集团军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与龙云、卢汉等人加强联系。云南省主席龙云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并倡议中共在云南五华山省政府驻地建立联络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专用电台。1944年龙云秘密参加民盟。昆明的民主运动得以广泛开展（被誉为“民主堡垒”）（注六）。[1945年10月蒋介石指令杜聿明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职务，12月任卢汉为省政府主席。1948年12月陈纳德等人帮助龙云脱离蒋介石控制（从南京出走），他到香港不久即加入了民革。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卢汉在龙云劝书下，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

李济深与周恩来在1924年共事黄埔军校时即密切配合，但1927年他与蒋介石联合反共。1931年“九一八”后，李济深与周恩来又走到一起联合抗日。1940年9月李济深就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自此与中共关系更进一步（如，将宋庆龄、陈嘉庚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在皖南事变后，帮助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后，又帮助其撤回内地）。1944年8月衡阳失守后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转达了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并商谈了今后加强合作的办法。[李济深等人秘密成立的“民促”是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之一（注一/2）。在周恩来为李济深全家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制定离港回归计划（免遭暗害）成功实施后，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等到达北平，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李济深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国民党元老冯玉祥在六旬寿辰时，《新华日报》特出专刊祝贺，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活动。其他与南方局建立了比较密切联系的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还有如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中共对贵州、广东、广西等其他地方实力派，也做了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参见重庆统一战线）。

注一：

1、摘自《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

2、参阅人心向背（二）：（中共与民主党派/抗战中后期）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

3、参阅黎明前：(二)“统一战线的榜样”(胡耀邦赞巴中地下党)

注二：参见

1、人心向背（二）：（是非标准/抗战中期）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

2、人心向背（一）：（相持阶段/国民党部队战例）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场简辑

注三：参见刘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述略》

注四：参见1983年9月成都市政协文史委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55-66页高兴亚遗稿《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之经过》1979年8月、67-77页米庆云《刘湘兴亡纪略》1983年8月（马振夷姜荫梧1980年初稿）、33-39页李文孚（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1975年3月19日特赦）《抗战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真象》1979年9月]；1984年7月重庆市政协文史委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175-206页[高兴亚文（同上）、田一平《武德励进会纪实》]

附1：高兴亚（无党派爱国人士）原为冯玉祥秘书长、政治部主任、机关报社长。1937年抗战前夕，社会各界及川军内部抗日呼声高涨，蒋介石借四川整军缩编川军各部三分之一，刘湘等地方势力面临着蒋对川实现“中央化”的全面渗透。刘湘求教冯玉祥对策，冯“为联合、发展民主力量”，派高兴亚向刘湘析以利害，“劝他主张抗战”，顺民意反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和“蒋的独裁统治”，并以冯蒋关系、冯与中共的友好关系实例对比蒋刘关系，消除刘湘顾虑。高兴亚即“正式作冯玉祥驻刘湘处的秘密代表”。1940年高兴亚和罗世文、车耀先等被同列蒋系抓捕黑名单，高经冯硬保免于被捕，但不准出任公职。后由但懋辛等人力举出任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汪导予、李荫枫均是高兴亚“在北平办《民报》时的同事”，后均在冯的汾阳军校任教管，他们与郭秉毅（中共通过高，经冯同意）均以冯系名义派刘湘部被聘高级顾问（郭秉毅还是其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负责人之一）和政治教官（利用时机和巧妙语言宣讲要抗日、要民主、“攘外自然安内”的道理），潘文华接任后仍保持与冯系人员关系。郭、汪、李被捕押重庆后，冯玉祥当面向蒋介石要人，潘文华也向蒋写信证明。后郭、汪被释放，由军统派到陕西王曲集中营任教管。李荫枫在白公馆大屠杀时幸免于难。

附2：田一平（是刘湘出川抗日在1938年1月20日逝前的“武德励进会”组织科长及后潘文华的“武德励进会促进会”组训室长，抗战期任成都《华西日报》经理、《华西晚报》总经理）1938年2月由张曙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注五：参见1986年7月《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98-100页/曾文甫1985年12月9日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邛崃市委员会网站《张志和策动刘文辉起义前后》沙勤生；张友渔《我奉派做团结刘文辉的工作》《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抗战风云录馆档网

注六：参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基本资料来源请阅

http://hzzz999.home.news.cn/blog/a/010100192D680C5E7CD87B3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