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共与抗战中、后期成立的部分进步党派

1939年3月国民党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密令执行“共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注一/1）。9月，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负责人桂永清对“战干一团”学员实行“异党分子”清查，至少有在册210人被秘密杀害（即“四川綦江惨案”）。此事暴露后遭中外人士一致强烈反对和谴责。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章士钊在1940年《书綦江狱》长诗道：“大约该团师生，思想多少左倾，为当局所注意。军统因突以造反罪名，从事大规模逮捕，株连达五百馀人，酷刑讯至半年之久。”“此案当时报纸一无记载，外间知者绝少，以势推之，亦不过特务横行草菅人命诸恶例中一小小部分而已。”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令战干团代理教育长周振强彻查，确认“将一些思想前进的爱国青年”“杀的杀（还有活埋的），关的关，拷问的拷问，人死了就报‘逃亡’或‘失踪’。”张治中“根据查报的结果，将首事人员押送军法机关严办，并令将关禁的学生一律释放”。他“非常震动，非常生气，”痛心道：“这真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国家元气怎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摧残呢？可是我能知道的只不过是千万件中的一件而已！”（注一/2）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政府以战乱交通不便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另定”（原承诺11月12日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注二/1）。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国民党改组国民参政会，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替换、增加了国民党反共势力。参政会进步性渐失，民主宪政搁浅，第一次宪政运动告终。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在同月被扣押。邹稻奋次年初被迫流亡香港。

1941年1月，“尤其皖南事件”“关系至大。”国民党“始终为一种错误之冲动所支配，以致愈演变而愈出原来之预料。”（注一/3）中国共产党反获更多醒悟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各进步党派先后成立，以下概述主要党派简况：

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

由于“统一建国同志会”（注二/2）人士对蒋政府排斥异己强烈不满，“认为国民党的反共与投降息息相关，抗日不能反共，反共不能抗日，‘皖南事变’是为献媚日本，是为投降作准备，大有发生内战，置国家民族于危亡境地之势。”为团结中间党派，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聚会并与周恩来会谈。商议改建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各自领导的党派组织结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形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增强对国事的发言权，达到促国共团结抗日预期之目的。（注三/第195页）

1941年3月15日南方局电告中共中央，得回复（“积极支持民盟的方针是很对的”）。3月19日，在南方局支持下，黄炎培、张澜、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在鲜英的宅邸（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2年沈钧儒等应邀加入）三党三派组建]。选举十三人为中央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因事出国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左舜生为总书记（参见注三/195-196页）。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1年8月31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央：“各党派联合组织之民主同盟，曾经章伯钧与我方保持联系，我方亦愿从旁赞助，以培养中间分子之民主势力，彼等活动，我方随时皆可详知，可随时协助之。”为促成民盟争取合法和公开地位，对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9月18日正式出版），周恩来指示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给予支持（如解决资金困难、帮助筹借资金等）。10月10日，《光明报》刊登了民盟在重庆成立消息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其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注三/第196-197页）由此，民盟从秘密走向公开。

1943年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成都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指出中国必须结束党治和一党专政。”(注四/175页)

1944年1月3日下午2时，“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召集的宪政问题座谈会”，“在重庆江家巷迁川工厂联合会大礼堂举行。”“参加的有邓初民、郭春涛、董必武、史良、曹孟君、屈武、周谷城、张申府、沈志远等各界人士60多人。”(注四/183页)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召开国是会议，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随后，在南方局领导和发动下，成都、昆明、重庆等地先后举行群众集会，响应中共号召”“在国统区掀起了一个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高潮。”“中间势力逐渐向进步势力靠拢”已“成为一种潮流。”（注五）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改政团入盟为个人身份入盟（即由团体会员制改个人申请参加），向主张民主，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广大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敞开大门。许多隐蔽的中共党员在南方局许诺下参加了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民盟组织。（参见注三/第204页）

2、中国民族大众同盟（或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

1941年5月，在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和王炳南等人的酝酿，在屈武（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元老于右任女婿，蒋经国留苏同学）住所（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大都是国民党知名左派，或与国民党上层有非同寻常关系（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还有来自不同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如救国会的金仲华、曹孟君；东北救亡总会的高崇民、阎宝航；第三党的潘菽等）。“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很难有力量让他们盲从某一个人，某一个党。但是，”“通过自己头脑的比较、分析、判断，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最有抗御外敌的决心和争取民主的诚意，最能代表民族的希望。因此，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摘自侯外庐回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香港的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到达桂林。在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香凝派人同冯玉祥、龙云以及广西、湖南、广东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一致行动。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及蔡廷锴等人在广西筹建（1946年4月在广州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

1943年2月，南方局支持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国民党内发起组织成立了民主同志座谈会。以经常性时事座谈形式，联系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9月，该会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上半年起秘密吸收“民联”会员，当年9月下旬，用陪都各界人士名义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在迁川工厂大厦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时事讨论会。[抗战后“民促”、“民联”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及“九三学社”： 

1939年春，在周恩来及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领导下，成立了 “自然科学座谈会” （组织成员未公开）。1940年初，座谈会成员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1944年，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协助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积极团结更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年冬，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与许德珩、税西恒等共同发起组织“民主科学社”。1945年7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成立了组织范围较广泛、公开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社”成员在重庆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庆祝会，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九三学社”，并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4、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抗战胜利前夕，由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开始创建。1945年11月28日在重庆建立筹备会，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宣告正式成立。成员主要是：一、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主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二、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三、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以施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如黄墨涵、鄢公复等，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5、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由马叙伦等人发起组建。抗战时期开始进行活动，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为宗旨。

（待续）

注一：参摘1980年6月《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张治中“我与中共”

1、见“入川后——两党斗争的风雨”

2、见“战干团事件”

3、见“皖南事件”

注二（1、2）：参见人心向背（二）：（“安内”与“宪政”/1939年）

注三：参摘《民盟在重庆》1995年11月民盟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编193-204页

注四：参见《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1987年8月北京第1版175、183页

注五：参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条战线史论》“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活动评价”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