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背（二）：（是非标准/抗战中期）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

八、共产党的基本口号和方针策略（国共摩擦的抗战危机时期）

1939年初起，面对日本加紧诱降蒋介石和国共关系向下发展局势（陇东磨擦加剧，陕甘宁边区镇源县被包围，栒邑县被攻占；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被封闭，经理、职员被捕……），6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央写了《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9月16日毛泽东会见国统区三记者（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并重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的抗战中期基本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此三大政治口号产生了广泛影响，使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抗战危机有了分清“摩擦”是非的标准。

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的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

同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毛泽东发言道，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周恩来（于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后，通过（任该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周恩来与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并在重庆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1939年冬-1940年春，国民党军事进犯陕甘宁边区时，在国统区先后制造了“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等反共事件。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严正抗议并编发了《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纪念册》。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新闻界人士参加了南方局在红岩嘴驻地冒雨举行的追悼会。1940年春季，重庆、万县、宜宾中共地下党员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大肆逮捕，并对爱国民主人士加紧政治压迫（软禁了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邹韬奋创办的44处生活书店分店被迫关闭；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等爱国进步社团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报告《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5月-10月共产党军在苏北两军磨擦的黄桥之战获胜）。毛泽东还阐述了同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指示，在国民党区域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城工第1号通知强调：抗日战争没有“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决定“以重庆和延安作为南北推进城市工作的中心”。

1941年1月发生了抗战期间国共几乎完全分裂的最严重武装冲突。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对大后方一批作家和文化人采取保护措施，分别送往延安或香港（《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在香港陆续出版，还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5月，南方局还委托阳翰笙邀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等负责组织留渝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进步戏剧。

（待续）

注：基本资料来源请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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