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背（二）：（思想论战/抗战时期）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

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思想论战与国共摩擦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宣称：“革命之理论方略与步骤，均昭示于三民主义之中”。“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演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其后，即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蒋介石将三民主义体系拟定为六个部分：一、三民主义之原理——民生哲学；二、三民主义本身；三、革命的原动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后的目的。他解释：“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所以唯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他认为，革命的原动力就是一个“诚”字（是由“智、仁、勇”三个字的合拢）；国民党是“实行革命的总机关，一切革命力量，革命行为，都需要从这个机关里放射出来”，“所以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背叛中共的任卓宣（别名叶青）召集发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 叶青（1939年重入国民党，1949年7月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他以“统一救国”为由，要共产党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此为“一个党一个主义”宣传潮流的主要代表。

附和国民党舆论的其他政治势力，如国家社会党人张君劢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说：“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青年党人左舜生（1947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当面告诉毛泽东：“你们现在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还有类似思想的美国人也希望中共能借抗战时机更名。

毛泽东早在1937年7、8月发表了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哲学观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1939年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提出判断真假三民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辨别标准：“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同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凡“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应熟读牢记并坚决实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他论述了：“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必须要建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说：“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他分析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重申“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他反驳说，“‘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他坦诚表示，“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接着，他在2月1日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讲演：“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中共方面还相继发表了一批针锋相对的文章。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对照国民党统治省区：“边区政府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在其它的省区在民权主义方面还只是在开始实现，在民生主义方面大部分还没有开始。”“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行，我们应该公开的说，中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为了求得中国的真正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人把三民主义阉割为一民主义的错误思想”。其他论战文章还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亮平（又名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

1939年冬-1941年春，中共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为辅、军事为主反共方针下（注一）制造的军事反共第一次、第二次高潮（注二）。1941年毛泽东在3月18日和5月8日对党内指示（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共产党“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

周恩来在1941年6月15、22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注三）。他说，我们“不仅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努力，我们并为尊重国民政府的领导而无数次的请求其承认陕甘宁边区为中央政府所管辖的一部分行政区域，以便更有力的打破对于中共要建立第三个中央政府的造谣。我们更为尊重最高统帅作战意旨，最近不待命令的下达，不顾以往的创痕，不计饷弹的两缺，便发动了华北的破击战，以协同友军抗战，以击破敌寇及傀儡者的挑拨和污蔑。同时，我们始终认为国民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有极重要的关系。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国民党中极少数的对于抗战的动摇分子，和仇视中共的顽固分子，绝对没有反对国民党的全体。有人硬说我们要另建一个国家中心，要推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要破坏抗战的军队，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深知道，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但我们希望国民党人士也要了解，大家既拥护这国家中心，自己便应更珍重这国家中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善意的批评，这对于巩固这国家中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古语云，以国士待之者，必以国士报之，凡愿他人拥护这国家中心者，自己亦应以国士待人。尤其是人家并未不拥护这国家中心，而自己先肯定人家要推翻这国家中心，甚至不给人家以拥护这国家中心之可能，其结果，只有逼得人家自力更生。就是这样，也还不能视为另建中心，因为人家固无时无刻不在承认这国家中心。”“天下为公，才是‘国家至上’的最好保证。”他还说，“根据中共提出的选举纲领，我们欢迎各抗日党派及一切爱国人士去边区参加选举，参加政权，办报纸，开书店，组织团体，开发实业，并负责担任保护”。“国民党部过去在延安虽未办日报，但在其公开的壁报上却大谈一个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并未受到任何干涉和检查，可见民主自由在延安是有的。”

1943年3月（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撰写）蒋介石署名《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写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唯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是年春至秋，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注四）。

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中对蒋介石的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用大量事实揭露其欺骗性：“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用孔子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人民听话守法”“以之为牛马”；“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周恩来还根据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注五）的“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将其归纳为中国法西斯主义（因软弱而不会公开承认的）十二条纲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他们“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关于“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他讲述 “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是“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注：基本资料来源请阅：

http://hzzz999.home.news.cn/blog/a/010100192D680C5E7CD87B3F.html

注一、三：参阅人心向背（二）：（“安内”与“宪政”/1939年）

注二、四：参阅

人心向背（一）：（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战例）

人心向背（一）：（1943年后国、共战例）/该博文及注释三

注五：参阅人心向背（二）：（“参政会”与“先锋”/1938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