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背（二）：（“安内”与“宪政”/1939年）为民主和自由斗争简辑

六、“安内”限制下的第一次宪政运动

1939年1月21日-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此前后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即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会后陆续制定了系列“安内”秘密文件以消除“异党”威胁。（注一）]

同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秘密成立，公开设立的名称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注二）。“南方局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论坛，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开展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注三）

3月12日，蒋介石宣布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为全体国民“共同目标”，号召全国同胞“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号召团结对日，巩固国民党统治。

（日英7月24日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为“合法”。这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

9月9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在重庆召开。会上提出七个改良国内政治的提案：1. 国民党孔庚领衔等59人的《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2.陈绍禹（即中共王明）领衔等26人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3. 中青党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劢、第三党章伯钧领衔等36人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4.江恒源领衔等40人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5.张申府领衔等21人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6.王造时领衔等37人的《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7.国社的张君劢领衔等55人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

经过激烈争论，“共产党参政员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共同努力”（注四），国民党参政员和其他党派参政员各作一点让步，9月16日下午，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第七次会议，以鼓掌方式，全体一致通过《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随后，蒋介石议长提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会员名单。

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了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不少地方开展了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指出：“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

11月12日-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同时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于次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中一部分参政员和一些知名人士黄炎培、张澜、梁漱溟、江恒源、冷遹、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曾琦、李璜、左舜生、江光升等十余人，秉爱国之素志，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启发和周恩来的推动，”“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组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它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注五）

11月24日，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国民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的报告，遂决定开始征集各方对“五五宪草”等问题的意见。由住在昆明的宪政期成会会员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等就近磋商并起草关于宪草修正意见，在昆明的参政员张奚若、杨振声、任鸿隽亦参加了讨论，宪政期成会会员钱端升1940年3月自美回国后阅览全稿亦表示赞成，于是形成了昆明九参政员共拟的“五五宪草”修正案(即“昆明宪草”)。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设置了一个名为“国民议政会”的常设机构（职权大体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目的是在实际政治上负起监督政权的责任。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它的主要成果是：由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简称“期成宪草”）。 

注：基本资料来源请阅：

http://hzzz999.home.news.cn/blog/a/010100192D680C5E7CD87B3F.html

注一：参见人心向背（一）：（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战例）

注二：南方局的掩护机关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周公馆（市内曾家岩50号）是一幢三层楼房。右侧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有国民党警察局的派出所。二层楼有两个房间分别作为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底层和三层为其他同志用。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时迁至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13号（即现在的渝中区红岩村52号）。

注三、注四：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条战线史论》“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活动评价”11页

注五：摘自和参见《民盟在重庆》1995年11月民盟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编193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