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爸爸担任雅安文教系统社教工作组长，工作重点在京、川剧团。在《五一六通知》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雅安文教系统社教工作组开始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及“结合四清运动来开展”的指示执行。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通过，随后宣布撤销了阻碍群众运动的所有工作组（注39）。爸爸和（由军分区科长担任的）工作组副组长立即成了批斗对象。剧团中的造反派有不少武功高手，有个站在会场台上的造反派抓住台下爸爸的衣领一把就飞提上台，不过，魁梧的副组长还需台下造反派推一把。批斗一开始，副组长很快就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批斗矛头转向集中对准爸爸。造反派一面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面问爸爸走那条路？爸爸在一片斗争吼声平静地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似答非答逗得有个台上的造反派忍不住“噗嗤”笑出声。当爸爸被强逼实在绕不过，也守住了底线仅说：“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派’”。爸爸在历来的工作中都很善于处理群众关系。当爸挨斗时，有些保守派的革命群众看不惯，冲上去把粘贴在爸爸胸前的“我是走资派”的标语扯下甩了。造反派中有个演唱花脸的（过去当袍哥时抽过人脚筋），他叫爸老实交待，爸说：“肯定老实交待，你不要抽我脚筋就是了。”那人有点尴尬地连说：“不得，不得。”……工作组解散后，爸爸回到地委党校又继续挨单位造反派斗。从雅安羌江大桥进城中心路口贴着醒目标语“打倒美军少校翻译官黄仲实！”——造反派不准爸回家住，还发生了唆使有精神病的中学男教师（他是党校女教师的家属）拿着菜刀找爸闹事——幸亏爸善于细言开导而化解了。爸也会利用造反两派的对立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有一派人扣发了爸的工资，爸就去找另一派人说理（讲明了自己每月还要给父母寄30元抚养费）……终于得到银行同派组织的同意，恢复了给爸发工资。爸对于自己历史上已经被党组织严格审查后的问题并无担忧，每天照常吃睡，他只是不放心妈妈，常常趁天黑穿出党校的破墙洞回家，天不亮又回到党校。

妈妈当时的环境要比爸爸复杂得多。政协和民主党派机关仅有一个与工人身份粘沾点边的通讯员兼勤杂工（实际也曾是国民党的旧警察），他被人操纵当了造反派头。他说妈妈是“五个单位的总观（关）火”（即实际负责政协和民盟、民革、民建、工商联具体工作），他要夺权——喊妈妈交出公章；另一个心计深的造反派在文革前一直积极表现想加入共产党，因过去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的问题而搁置未通过。他认为是妈妈妨碍了他的政治前途，于是借批斗妈妈时发泄，他抓住妈妈胸前的衣服表面上是在拉扯，实际上向妈妈的心脏仇恨地使劲捶打；文革前异常主动讨好妈妈的人也纷纷翻脸……

妈妈和爸爸虽然性格不同，但相同的是骨子里都潜藏着宁死不屈的精髓，只是爸爸比硬抗的妈妈要策略些。造反派夺权后，通知妈妈第二天自己去地委实验田劳动（去那里的几乎都是犯了错误的干部）。虽然地委实验田（在草坝公社）离雅安城仅约20里，但是在如此混乱时期，爸爸非常担心身体有病又不认为自己有错误的妈妈去了会遭不测（很可能比1960年爸爸自己被下放到石棉孟获城遇到的危险还大）。次日，天还没天亮，街上没啥人，爸爸就送妈妈到了汽车站。不过，妈妈没坐去草坝的车，而是坐车到了成都。妈妈在侄儿（川大学生）的帮助下住进了四川大学招待所并开始向新生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告状。也许是告状材料转到了雅安，妈妈又被带回雅安了——【那些年我几乎都在离家闹革命，当时正在狂热地誓死保卫省革筹，1968年武斗结束，1969年春节后就下乡（注40）……现在事隔50多年了，才想起要了解当时详情——妈妈却永远离开了】我仅知道，在反对和保卫省革筹的两派开始枪战后，妈妈单位的人各奔东西都走光了，爸爸和妈妈是最后走的，他们关上单位的大门到了成都（从此我家里的一切物品也全遗失了）。

本文注释均可详阅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人民网

http://www.zgdsw.org.cn/GB/218997/219022/index.html

中国共产党新闻 >> 资料中心 >> 党史大事记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index1.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http://zjnews.zjol.com.cn/ztjj/zt/birthday70/gnbd/201909/t20190928_11101582.shtml

注39：1966年2月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4月中共中央批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5月4日－26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和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月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8月代理组长）、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正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31日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7月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后来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1975年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7月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8月1-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首次（针对刘少奇、邓小平）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周恩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接受。在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之后，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1966年农业总产值910亿元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1624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6％。国家财政总收入558.7亿元，总支出541.6亿元。1967年工业总产值1382亿元比上年下降13.8％；农业总产值9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2.17亿吨比上年增加382万吨；钢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503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0.17亿元比上年减少69.25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419.4亿元，总支出441.9亿元，赤字22.5亿元。

注40：19687月21日毛泽东在批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8月25日《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并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见26日人民日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至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1968年度工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下降5％；农业总产值928亿元比上年下降2.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2.09亿吨比上年减少876万吨；钢904万吨比上年减少125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3.06亿元比上年减少27.11亿元。国家财政收入361.3亿元，总支出359.8亿元，结余1.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