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节时，妈妈的风湿病和腰椎骨质增生病严重到行走艰难的程度，我们全家都陪着拄拐杖的妈妈去成都看病。春节后回雅，爸爸参加了（由雅安地委副书记带队率各县委书记）集中力量在名山全县铺开（贯彻“六十条”）的“社教”歼灭战——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29-30、32-34）。妈妈照旧带病继续工作，每天晚上，我和姐姐轮流（按医生嘱咐的）用布包的豌豆给妈妈捶腰。

1965年各县委书记将名山经验带回各县开展“社教”。名山县留下10人成立“社教”成果巩固组，爸爸任组长，继续对各公社巡视至年底。妈妈病好些又去（成都）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注31-38）。我和姐姐早就能完全独立生活了。爸爸一旦有机会回雅安汇报工作，就趁回家时抓紧关心我们的生活，并教育我们要严格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要求自己。我对“五条标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不能“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要“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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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9：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的国际纲领，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的国内纲领（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九篇评论苏共全面攻击中共的公开信，两党关系急剧恶化）。5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

注30：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的“四清”、“五反”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还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备战）。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中共中央6月批转的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认为经营管理和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问题，说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同月开始在农村中加强对敌专政和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中心的问题是加强贫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作。

注31：1964年6月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7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文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这项试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的学校。

注32：1964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提出“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注33：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

注34：1964年12月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注35：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64年度钢964万吨比上年增长26.5％；粮食18750万吨比上年增长10.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4.12亿元，比上年增长46.8％。国家财政总收入399.5亿元，总支出399亿元。

注36：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37：1965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两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注38：10月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11月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5年钢1223万吨比上年增长26.9％；粮食19453万吨比上年增长3.7％；基本建投资总额179.61亿元比上年增长24.6％。国家财政总收入473.3亿元，总支出466.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