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腊月二十七，石棉孟获城的下放干部全部回雅安接受任务【犯严重错误的原雅安地委书记被撤职，荥经县委书记也被判刑（参见注16、注17）。全体“右倾”干部的帽子是直到中央6月指示甄别工作开始才正式平反（参见注18）】。回雅第二天（腊月二十八）爸爸就到雅安天全各公社了解政府成立肿病医院的救治情况（除夕回家过年后又去了）。妈妈随后也去雅安近郊公社蹲点，妈妈把我和姐姐都分别托付给了我们的小学班主任（我们都在老师家住过）。后来，有一位（与统战部长关系好、反右后新调来）雅安民盟的时髦女工作人员也主动热心地在妈妈爸爸不在家时照顾我们。我和姐姐也跟着她学脱鞋进屋（我现在也奇怪

——为什么在物质匮乏年代还有兴趣穷讲究？）。有一次我和姐姐正跪着抹地板，爸爸从乡下回来了不脱鞋，我就坐在地板上哭，爸爸只得把鞋脱了才进屋。那几年我和姐姐也逐渐学会了自理生活。我也学坏了一些，比如，跟随一起玩耍的伙伴去城内河边用剪刀剪了2裤袋别人种的小麦穗剥出麦粒来吃；还骂一些自己根本不知道含义的解气的怪话（后来妈妈听见了就告诉我这是脏话才不骂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妈妈从乡下带回一个又干又硬的糠馍馍（谷皮粉做的），我吃了一小块就拉不出来了——那是从未体会到的难受憋胀。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新任雅安地委书记秦长胜听说多营公社有两个生产队完成了征购任务又没有饿死人，把生产队长喊来问了下情况，然后就派爸爸去调查。

爸爸3月到多营公社任工作组长。住在公社了解的初步情况是：要去河对面山上的生产队只能靠船渡，公社干部有事通知几乎都是在河这边喊，河那边队的社员一般是要买点日用品才划船过来；另一个生产队在河这边最高山上，同样也少有公社干部和工作组的人去。两个队都是全凭他们自己汇报情况自订有把握的生产征购指标。爸爸亲自到河对面山上的生产队住了三天，见每家都有玉米馍和洋芋吃，还挂着腊肉。河这边的生产队每家也吃玉米洋芋，腊肉少些，但每户都有几瓶清油……。6月端阳，爸爸在多营公社调研和贯彻“六十条”试点结束。7月派爸爸到成都在省委党校学习“六十条”（参见注18-21）。9月爸爸回到地委党校开始（对各县公社书记）办学习班（参见注17-21）。11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批示中主要说，最近几年来，不少党的组织忙于领导经济建设，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1962年9月地委党校正式开班，爸爸任教育长（1960年下放孟获城那位与爸邻铺的同事对爸爸的态度也变得恭敬了）。

1962年春夏，在中共领导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归属劳动人民和重视统战工作的讲话后（参见注22-23），雅安民盟（盟员多是各校教师）调动自身积极因素为社会出力（较典型的事例就是为当年未考上高校的高中毕业生举办了来年再考的补习班）。雅安政协（即民革民盟院内的）礼堂也面向社会举办交谊舞会及联络各界民主人士的茶话会（参见注26），还设立了一个高价食品小卖部（参见注23）。我和姐姐那时不舍得用妈妈给的零用钱去买光胴糖（每二两5角）和梅花蛋糕（每个1.20元），我们情愿拿钱去看电影（旧影片每票8分新影片1角）和（每票二角五分的古装）川戏京戏（以后才开始演现代戏，参见注25、注28）。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和姐姐去看电影，我们先在电影院对面吃了卖的果子汤（即油炸面团糊），看完电影，爸爸发现刚才找补的1两搭伙证（相当于本地粮票）遗失掉了，我们四人立即原路分开寻找，我耐心地等看电影的人全走空，反复在影院内过道上进行地毯式不眨眼搜索，最后终于在电影院大门口才捡回了。周六我和姐姐与小伙伴们一般都去挤看四川农学院的坝坝电影或者掺和在政协礼堂舞池内学着转圈……那时感觉精神上还是愉悦的，似乎忘了关注肚子饱不饱？

1963年7月国家决定拿出11亿元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在汉源任社教（参见注24-25、27）工作组组长的爸爸也随之首次升了职级（此后爸爸至退休也仅再升一级达15级，始终比妈妈低一级）。

附注1：本文有关国家领导及政策等历史资料均根据官方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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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 >> 资料中心 >> 党史大事记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index1.html：

注16：详见妈妈和爸爸（1960）综合纪实简辑连载（续注13-16）

（注释续）

注17：1961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肯定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报告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现象归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提出了依靠贫下中农来整风整社以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同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了以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方针）。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在3、4、7月三次书面报告中央和毛泽东并取得同意后），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先后在全省执行的生产队有85.4%，全国各省区有20%以上的地区也实行了类似的办法。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改变看法，认为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

注18：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3月《六十条》的主要修改是取消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会议还调降1961年原定钢产量1800万吨为1100万吨。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注19：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左”的思想。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要恢复过去撤销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同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注20：1961年度钢870万吨比上年下降53.2％；粮食14750万吨比上年增长2.8％；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27.42亿元比上年下降67.2％。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

注21：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含省地县及部分大厂矿和部队主要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刘少奇代表中央的书面报告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是建设工作经验不够；另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作了自我批评。虽然中央领导核心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等问题上有分歧，但大会在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上统一了全党认识。

注22：1962年３月２日周恩来在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剧协共同组织的大会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在当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总结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注23：1962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中决定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6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必须坚决纠正。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注24：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判了“单干风”（指7月邓子恢在中央党校报告主张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和“翻案风”（指彭德怀6月8月的两封信）“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认为2月王稼祥等联名书面建议（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是修正主义主张】。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会后，经济调整工作基本按照原来计划，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1962年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

注25：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４月后开始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3月中共中央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文汇报》点名批判（孟超）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4月中宣部会上，周扬等多数人发言指出：（柯庆施的）“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论调。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9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政策）。

注26：1963年9-10月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到了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在工厂中，要解决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争取在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注27：1963年9月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研究报告强调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观点被康生、陈伯达组织批判为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并派“四清”工作队进驻搞孙冶方与（该所特邀研究员）张闻天的“反党联盟问题”，随后撤销孙冶方所长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注28：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内部刊物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1963年度钢762万吨比上年增长14.2％；粮食17000万吨比上年增长6.3％；基建投资总额98.16亿元比上年增长37.7％。国家财政总收入342.3亿元，总支出339.6亿元。石油产品已基本自给（1960年5月开发大庆油田的国家投资全部收回，1964年2月后全国学大庆学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