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要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要像延安那样，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希望通过各界人士的批评，通过党的若干具体领导制度的完善来解决实际工作中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5-6月中央统战部牵头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及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文艺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欢迎党内外群众“鸣”“放”。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又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6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认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6-7月的人大四次会议上，已被指名受到批判的人大代表纷纷检讨。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进一步升级认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虽然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同时又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1957年5月雅安开始反右,地区商业学校合并为地委党校财贸班后,爸爸任财贸班主任（主要管学生学习,校长是地委书记兼任）。随即又派爸爸去农村搞社教（注10，参阅注6）。地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反右，他把原商业学校的2位老师划成了右派（该副校长是南下干部，次年因被人写大字报揭露在山西时期有问题就自己跳河了）。由于全国的大右派多在民盟，妈妈在反右中的精神压力可以想象（没来得及在她生前问详情），只知道她从那时开始每天至少要靠一包纸烟来支撑。作为雅安民盟内的唯一党员和专职负责民盟机关工作的副主委（正主委非专职），妈妈肯定只可能是向统战部如实汇报情况并且只能按（原属胡宗南部队在西安起义后南下的）雅安统战部长的指示执行【反右结束后，在我的记忆中（参阅注6），雅安民盟机关（原5个）工作人员，只留下妈妈一人，全部重新调人替换了（看来统战部长在雅安民盟是大大超额完成了反右指标）。对右派的处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许就是按1958年6月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顺便就下放了】。

1958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再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注11）。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基本点（注12）。6月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1958年实际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西北地区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三千斤）；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8月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话在报上发表后，先行地区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热潮。中共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9月中共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全国文化行政会议提出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11月毛泽东开始纠正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批驳了陈伯达等主张在现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实质是要剥夺农民）。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初步降低了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本年度产钢800万吨（另有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比上年增49.5%；粮食，2亿吨，比上年增长2.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9亿元，比上年增长88%。国家财政总收入387.6亿元，总支出409.4亿元。

1958年7月雅安地委派爸爸参加荥经县委在青龙乡搞的土法上马小高炉。生产出的铁拿给当地铁匠打农具都打不起（汇报地委后就下马了）。8月底又派爸爸到雅安（荥经）泗坪钢铁厂【泗坪自古就有煤、铁矿，过去只能炼（几百度）铁，解放后改建成可炼1400度钢】。爸爸负责厂宣传部工作（如表扬各矿井生产指标完成得好之类的好人好事）。妈妈到西昌出差（把我留在保育院），带着（未满8岁小学放假第一次坐车的）姐姐，因班车人满，车站临时安排她们坐大卡货车驾驶室。妈妈在路过泗坪时把姐姐交给了爸爸。姐姐在泗坪住了几天（看到晚上炼钢冒红火，周末晚上还看了坝坝电影《铁窗烈火》）。爸爸要去荥经工作又带姐姐随行并托荥经宣传部的女同志照看。妈妈返回时才在荥经接走姐姐（这在工作第一的跃进年代都是常态）。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3月毛泽东批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并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决定“旧账”都要算，要退赔。4月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年计划规定钢产量1800万吨，粮食产量10500亿斤。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6月中共中央降低钢产量为1300万吨并降低其他计划指标。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他还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说，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在毛泽东指责彭德怀提出的意见是“右倾性质”后，会议开始批判彭德怀等人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毛泽东批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9月《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和《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发出并决定对经过一定期间劳动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10月《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指出“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并要求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12月中共宣传部文化工作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本年度产粮17000万吨，比上年降15%；产钢1387万吨，比上年增73.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9.72亿元，比上年增30%。财政总收入487.1亿元，总支出552.9亿元。

1959年春节后爸爸任地委党校副教育长。5月地委派爸爸到雅安紫石公社检查工作（执行退赔等）。当时已插完秧，估产也（由老农民、公社干部、工作组三方确定）结束了。紫石公社有一个（在成立公社时合并了山两边高级社的）生产队，每天山那边的社员都要翻过山来生产队食堂吃2顿饭（出工也不方便）。爸爸就同意将山两边分成了两个队（这就是后来批判爸爸右倾的定罪之一“划小生产队”）。那时食堂还有粮吃，有天爸爸工作完没赶上社员的晚饭，炊事员照顾爸爸端来半碗干黄豆粉，爸爸边喝开水吃完后胀撑了（现在的爸爸也说这是一生胀得最难受的）。

6月地委派爸爸到雅安草坝区新场公社任工作组长。新场公社产水稻为主，在雅安产粮最多、指标也订得最高（是负责草坝区工作队的雅安统战部长插手高估的亩产900斤指标）。实际付出全力的结果是，爸爸每天守着田地收割亩产也仅500-600多斤。爸爸面临完成征购指标农民剩粮只够吃到腊月的现状（这就是批判爸爸右倾的定罪之二“没完成征购指标”）。

我只记得那年秋天，爸爸又不在，妈妈带着未满7岁的我去小学报名，妈妈找到校长说了好久才同意录取我。小时候印象中的爸爸比经常出差开会的妈妈还更少管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爸爸又要遭殃了。

11月在文化路地委招待所召开了主题为反右倾的地委24次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是地区各单位（含中央和地区的厂矿）全部干部及各县正副书记。爸爸成了党群政法组的右倾（雅安统战部长在新场公社河对面的水口公社完成了调低的征购指标未当右倾），爸爸不认错就被按跪在地上。会议将结束时，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地委党校的年轻干部（十几岁跟着部队南下的）张赤峰（对原每月23斤干部粮食定量被调低）憋不住说了句“19斤不够吃”，第二天也说他右倾拉出来站起批判。还有一个不久前初中毕业才从成都下放到芦山的女知青来地委招待所找领导请假要回趟成都，领导不准她就赖着不走也不回芦山，干脆把她也当成右倾拉出来斗，结果一斗她就哭了。……

（注1提示：本文有关国家领导及政策和经济数据等历史资料均根据官方记载）

注1-6详阅

妈妈和爸爸（1951-1953）综合纪实简辑连载（注1）（附图5） (2018-10-04 09:18:52)

注7-9详阅

妈妈和爸爸（1954-1956）综合纪实简辑连载（续注7-9）(2018-10-15 16:19:51)

注10：1957年8-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辩论中，实际形成了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系列“整顿”“互利”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生产队“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制度。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有些自发地“包产到户”受到了批评制止）。9-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党的八大路线。10-11月《人民日报》二篇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年末至次年初农村即掀起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1957年度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总支出304.2亿元。

注11：3-4月毛泽东在成都、武汉、广州的中共中央会上多次批评“反冒进”（提出巩固高潮必须务实，要压缩空气；而反冒进是砍掉空气和氧气）。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口号超英国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我们六亿人口，又反了右派，一年抓四次，十五年赶美国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虚实结合，以政治带动业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4月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批判。其他院校和一些报刊随后也发表大量公开点名批判文章（马寅初在1959年12月《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撤销了马寅初北大校长职务）。

注12：（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分析）而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批评了刘伯承等的教条主义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6月《红旗》创刊发表毛泽东4月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